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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完善全球治理东西方如何“求同存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跟不上全球实践的问题日益凸显。全球化背景下,面对疫情扩散、气候变化、资源利用、战火冲突等事关全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东西方国家如何“求同存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成为亟需思考的议题。

  近日,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以上话题作出探讨。

  中新社记者:您此前提到,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已跟不上全球实践。对此,应如何理解?可否结合当下新冠疫情全球扩散、气候变化问题等,谈谈当下全球治理短板?

  王辉耀:当前,全球化已跨入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基础设施、数据安全、技术发展及商业模式等的新变化,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也改变了国际格局的力量对比,旧有以美国等西方大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尽管美欧实力有所下降,但仍维持了较强的制度创建和制度控制能力,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影响力及规则制定权受限,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很好的彰显,甚至会被忽视乃至于牺牲。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突出、国际猖獗、新冠肺炎等全球性流行病暴发等充分显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只有各国通力合作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现有全球治理机制在建构与改革上存在滞后性,推动各国通力合作上显得力不从心,其有效性已明显不足。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时代困境,究其根本在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存在一定脱节和矛盾,从而导致既有治理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也限制了既有机制改革完善及新型全球治理机制创建创新。而目前全球治理机制之所以屡屡失灵,领导力缺失是主要短板。

  时代呼唤多边主义,而成功的多边主义实践大国发挥领导力是关键。中美可争取建立良性的竞合关系,一方面美国要回归多边主义,另一方面中国也要多发挥作用。中美建立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将斗争管控在可控领域和程度,在全球性问题上创造更多双多边沟通对话及合作机制,将为稳定中美关系及维护世界局势的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同时,中美欧作为世界力量重要三级,可建立中美欧协调机制。通过建立中美欧常设性、机制化、多层次、宽领域对话合作机制,中美欧可对国际关系及全球治理领域突出问题进行经常性对话,从而可增进中美欧相互理解与互信合作,同时提升全球治理效率,更好维护世界和谐稳定与繁荣发展。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国家存在利益诉求、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双方应如何“求同存异”,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王辉耀:东西方国家间存在的异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在增进对话合作中用系统性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东西方国家间存在大差异及合作与竞争关系。东西方国家寻求“求同存异”的基础是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信任及共同的利益诉求。中国的发展道路打破了“历史终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利益诉求等方面与西方迥异。除了经济领域,在政治理念及发展模式上,如今民主理念已深入人心,但民主发展模式却有不同,西方崇尚议会选举民主,而中方适合协商民主,同时市场经济发展及新技术发展下人民自主选择也不失理解为一种市场经济民主及现代科技民主。

  全球化深入发展使东西方国家间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共同的利益诉求都增加了,东西方国家可通过改革现有机制及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振兴国际领导力、进行利益捆绑、巩固合作基础并共同面对挑战。可先从具体的实践合作入手,再循序渐进寻找、扩大并建立起观念上的相互理解或认同,寻求扩大对共同理念下具体模式差异性的认知与接受度,这是相对简单务实且明智的方式。观念往往根深蒂固却也是流动的,东西方可在相互学习借鉴中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中国可进一步加强自贸区建设,稳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建立起东西方广泛、深刻而紧密的联系,使东西方“求同存异”成为一种自发性、群众性、市场化选择。

  近年来,全球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逐年增加,已达349个。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自贸伙伴数量还偏少,贸易额占比还偏低。如美国有15个自贸协定,贸易伙伴21个,贸易额占比达44%;中国有19个自贸协定,26个自贸伙伴,但贸易额占比仅36%。相较而言,韩国、日本、加拿大等国自贸伙伴数量均超过50个,贸易额占比高达75%-85%。与国际高水平自贸协定相比,中国在劳工、国有企业、电子商务、公平竞争、环保等方面规则上差距还较大。在负面清单方面,海南自贸港负面清单正在制定,全国、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尚无,自贸协定的服务负面清单正开始谈。根据OECD研究,中国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在46位中居43位,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在46位中居46位,而在投资限制性指数上中国居84位中的第76位。国际高标准自贸协定涉及电子商务、竞争政策、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边境后议题,且适用争端解决。中国自贸协定相较而言内容以交流合作为主,多原则性表述,且面临劳工、国企、电子商务等敏感问题,不适用争端解决。当然,中国制度性对外开放的步伐虽在稳步加快,但也要充分考虑国内配套设置的完善及制度性变革对国内社会冲击力,会有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

  中新社记者:中国与西方如何建立一个价值观对话方式?如何更广范围地传播中国的治理经验?中国的做法中有什么需要反思的吗?

  王辉耀:西方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对华误读的确是西方一些人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很多敌视中国的人实际上可能并未到过中国,而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多年的外国人往往都对华很友好。同时,从制度及规则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社会实践凸显了政治体制及发展模式优势,中国的全球化发展也进入到了在制度性改革中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并进一步对接国际,参与重构国际规则的阶段。因此,进入新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立中西方在价值观上的对话是一个全域化、全员化、全方面的系统性工程。

  中西方对彼此价值观进行分析解读主要是在具有一定专业性、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学界及政商界等意见领袖及相关机构。中西方建立价值观层面对话首先要在双方知识精英、具有一定话语权的权威人士之间建立起对话。所谓对话,是双方以增进相互了解为目的进行的双向的、平等的、缓和理性的信息交流,需要在一个共同的对话场域中既认真听也详细说,在相互释疑解惑、坦诚分享中增进对彼此的认知,从而实现共情。

  同时,在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及国际人才全球化流动的全媒体时代,中西方价值观对话渗透在各领域各界公众工作生活中。因此,要建立中西方价值观对话并在更广范围上传播中国的治理经验,需要开展多群体多阶层多方式多渠道多口径的多元化交流。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去年发起建立了“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获得好评。可见民间组织在开拓国际交往方面潜力巨大,可结合自身领域及资源优势通过多方合作聚力发挥融合效应,在对外传播方面由点及面产生影响广泛而深远积极作用。

  时代变迁往往伴随着技术产业、社会实践、体制机制、观念思想等的全方位变迁。在新旧思想博弈交替阶段,使更具包容性的新理念新风尚占据主导也是中国对外交往及传播重要方面。后疫情时代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需要与改革图景相对应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及叙事方式,这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各领域多层次人士在知识创新、交流对话、实践合作等各环节做好新的全球治理叙事创造与传播工作。(中新社记者 马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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